大事简述

太虚大师一生的宏伟成就，一是创办僧伽教育，培养人才；二是弘扬佛教文化，倡导人生佛教，奠定了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太虚大师针对明清以来传统佛教的积弊，提倡以重视人生和改善人生为基础的人生佛教，为此而奋斗了一生。此后直至今天近百年间，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界。

孤贫的少年（16岁之前）

太虚大师祖上世代务农，父亲吕骏发年少时到海宁县长安镇上从泥水匠张其仁学手艺，十多年后，娶张家幼女为妻，婚后住张家。光绪十五年（1889）12月18日（公历1890年1月8日），太虚大师生于长安镇。第二年秋，年仅28岁的父亲便去世了。5岁时，母亲改嫁，从此，便依外祖母寄居于离长安镇三里的大隐庵。其间一度从小舅张子纲就读私塾，但因体弱多病，时学时辍。九岁时，他跟外祖母去安徽九华山进香，途经平望小九华寺、镇江金山寺瞻礼，后又跟去浙江普陀山以及宁波天童、育王、灵峰诸名刹。13岁时，被送到长安镇上的沈震泰百货商店当学徒，一年后因病退业，15岁时又到另一家朱万裕百货商店当学徒，终因体弱不堪，未能安心学习。太虚大师的少年时光孤苦而贫弱，他也时常憧憬佛门的自在生活。

出家于苏州木渎浒墅乡（16岁开始）

光绪三十年（1904）4月初，16岁的他借故离长安，离开了10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的外祖母，决定去普陀山出家。途中辗转抵平望，散步莺脰湖边的小九华寺，猛忆9岁时随外祖母入寺晋香。宿缘契合，因入寺求度。士达监院允之，携往苏州木渎浒墅乡某小庙为之剃度，法名唯心。太虚大师后来自述最初出家的动机“还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那年9、10月间，士达携其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老和尚，奘年为立表字“太虚”。奘年见其有疟疾，便为求医药，病渐愈。11月间又携其往宁波天童寺，从名僧寄禅（敬安）受大戒，从此便成为一名正式僧人。随后寄禅介绍太虚去宁波永丰寺从歧昌法师学经，2年间，先后学《法华》、《楞严》等经，并阅《指月录》、《高僧传》等书。歧昌善诗文，太虚也从其学习诗文，其时也与圆瑛相识，并订盟约。

游学各地与热心政治（19岁开始）

此后， 太虚即游学于江浙及广东等地，或听讲，或阅藏，对于佛教教理的理解日深。其间，除从寄禅等人受学外，还从谛闲于宁波七塔寺听讲天台讲义。宣统元年（1909），太虚还去南京就学于杨文会先生创办的衹洹精舍，学习了半年。

青年时期的太虚， 思想非常活跃， 热心政治。当时， 除学佛典外，还阅读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以至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严复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新民丛报》等书刊。宣统二年（1910）年，太虚随革命僧栖云等南下广州，还与革命党人相往还。1911年3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因《吊黄花岗》诗而险遭不测。

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先生就职临时大总统，太虚因社会党人介绍，晋谒孙总统，孙令秘书马君武接谈，以佛教协进会事得以赞可。太虚先后筹组过佛学精舍、佛教协进会、佛教弘誓会等组织，还曾参加过民国二年（1913）3月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初，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因为各地占夺寺产北上请愿而不幸示寂于北京法源寺，太虚大师在上海静安寺八指头陀追悼会上演说三种革命以抒悲愤，这就是佛教的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引起震动。

闭关潜修三年（1914——1917）

太虚大师一度热心政治， 民国初年， 还参加“ 中华民国统一党”。后几经挫折，尤其是佛教协进会等受挫，对佛教颇抱悲观，大有离心之势。光复以来的政治，也多未惬人意。到了1914年7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目睹时艰，对佛法救世的力量也发生怀疑。经过一番反省，决定到普陀山闭关，1914年10月正式掩关于普陀山之锡麟禅院，印光法师来为封关，题关房为“ 遁无闷庐” ， 自署曰“ 昧盦” 。从此， 谢绝俗缘， 一心修持，坐禅、礼佛、阅读、写作，如此三年，其间除研习台、贤、禅、净、三论各宗著述以及《楞严》、《起信》等经论外，尤专心于《楞伽》、《深密》、《成唯识论》等维识系经论。此外，也阅读严复译作和章太炎等人的文章。

1917年春，太虚“出关”。不久，乃作第一次经由台湾的短期旅日之行，此为太虚首次出国游化。

成立“觉社”，创刊《觉社丛书》和《海潮音》（1918——1920）

1918年8月间，经与章太炎、蒋作宾、陈元白、张季直等人商定，在上海创立“觉社”，发表《觉社宣言》，以出版图书、编发丛刊、宣传佛学思想为主要任务，这是太虚参加组建佛教社团之始。同年11月《觉社丛书》创刊，太虚亲任主编。“觉社”的成立，《丛书》的出版， 是太虚针对中外政局的苦迫，国内思潮之杂乱，而发起此佛化觉世新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其时，《管理寺庙条例》又重行布告施行，太虚随竹溪等北上请愿。在京期间，他与胡适、林宰平、梁漱溟、黎锦熙等人交往。1919年12月间，《觉社丛书》已出版5期，适大慈购得西湖南之净梵院，从事潜修。太虚决定结束上海的觉社，改《觉书》为《海潮音》月刊。1920年2月《海潮音》正式于杭州创刊，称“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的觉音。”它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海潮音》创刊以来，至今仍在台湾出版发行，为我国历史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佛学刊物。在杭州期间，太虚还与康有为等相往还。

试图整理僧伽制度（1915——1920）

自出家以来， 太虚大师目睹明清以来传统佛教的积弊，佛教寺院衰落，一心致力于寺僧制度的改革。1915年（民国四年）冬，尚在闭关的太虚写出了著名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正式提出了他有关改革僧制的设想。当时，佛教寺院的现状是：较小寺院， 基于剃度制度而形成的师徒关系；大的丛林，基于传法制度而形成的法派关系。这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宗法制度。太虚主张改变这两种制度，寺院财产应为佛教所公有，这样便可利用财力，举办佛教的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太虚的改革主张，遭到了佛教内部的反对。后来，他也深感这种改革实难实行，到了1920年5、6月间，太虚无奈地宣布停止改革“僧制”的宣传，发布了《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和《唐代禅宗和社会思潮》，提倡效法唐代百丈怀海禅师的那种“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寓禅于农的“农禅”遗风，这对后世佛教也影响深远。1921年新春，太虚大师鉴于僧寺内外交困，实为佛教复兴之碍，乃唱“僧自治说”。3月接任西湖净慈寺住持后，欲凭借禅林，实现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后因旧势力抵制，净慈寺僧制改革实践亦受挫。

南北讲经（1920——1926）

自1920 年以后， 太虚大师不断应邀到南北各地讲经活动，在此之前，主要在江浙一带。前后曾赴湘、鄂、皖、赣、粤、陕、沪以及北京等地宣讲佛法。1920年5月，太虚应邀去武昌讲《大乘起信论》，讲经参用演讲方式，开佛门新例，听众甚盛。7月，南下广州讲经，因粤桂战事起，又赴香港，于名园讲佛学，开香港宣讲佛学之风。后再度至武昌讲经，军政商学名流执弟子者众，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1921年9月间，太虚第二次到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历时2月，听众中有蒋维乔、胡瑞霖、林宰平等名流，法会中，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从太虚皈依，成佛教徒，可见当时法会之盛。此后，太虚又多次到北京讲经，特别是1925年3月和1926年8月的两次在中央公园社稷坛的讲经法会，尤为隆重，听众数千人，不少名流及日、英、德等外国友人，也来听讲。会毕南返，总统徐世昌特颁赠“南屏正觉”的匾额，并派专人送往杭州净慈寺。

太虚四出讲经，信众日广，声望日隆。

创办佛学院（1922年起）

鉴于僧制改革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太虚决定以创办佛学院以培育僧才。从1922年起，他先后创办或协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佛学院（1930年，北京）和汉藏教理院（1 9 3 2年，重庆，1 9 4 5年又在西安创建了巴利三藏院），其中尤以武院和汉院的影响最大。武昌佛学院筹创于1922年3月，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此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有正式的综合性佛学院之始，创办之初，曾由梁启超任第一任董事长，太虚任院长。厦门闽南佛学院创办于1925年，由常惺法师始建，后由太虚任院长，又成为太虚大师教育事业的中心。这些佛学院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僧才，近几十年来，佛教僧侣中不少较有学问者，大多出自这些佛学院，而这些学僧，也大多成了宣扬佛学的骨干力量。受其影响，当时许多有较大规模的寺院，也纷纷办起了各种不同名目的佛学院，一时形成了一种新风尚。太虚大师在创办佛教僧教育方面，确是开了风气之先，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世界佛教运动的开展（1924——1928）

太虚大师在全国各地讲经，提倡改革僧制，首创佛学院，培养僧才，均开当时风气之先。不但如此，他的弘法视野，早已拓展到世界各地，以倡议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和“世界佛学苑”为载体，太虚大师着手开展世界佛教运动。

1924年7月13日，由太虚大师发起， 在庐山召开“ 世界佛教联合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国代表太虚、常惺、李政纲等十余人外，还有日本、英、法、德、芬等国的代表多人，会上确定了第二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这是太虚正式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之始。

1925年10月，“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召开，太虚以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由26人组成的代表团，从上海前往日本，受到日本佛教界及广大信众的热烈欢迎。早在1917年太虚曾首次赴日本游化，著有《东瀛采真录》。8年之后，因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太虚在日本进行20多天的访问，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了广泛接触。

1928 年， 太虚大师游化欧美时，在法国，借座巴黎东方博物馆召开会议，商谈发起创办“世界佛学苑”，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并商定“世界佛学苑”通讯处法国设在东方博物馆，中国设在南京毗庐寺。太虚当即支付五千法郎作为筹备经费。后来又分别在英国伦敦、美国芝加哥和德国福朗福特3处，增设了通讯处。实际上，“世界佛学苑”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式成立，但“世苑”这个名义， 却沿用了下来， 如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和巴利三藏院，前面均冠以“世界佛学苑”。而武院后来也改成“世苑图书馆。”

弘法欧美诸国，佛学西播

弘化欧美， 是太虚大师开展世界佛教运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实际上从1925年开始，他便有了打算，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在1928年得以实现。这一年，太虚40岁。8月11日，太虚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乘外轮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途径香港、西贡、星洲、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行月余，于9月14日到达法国马赛，次日晨抵巴黎，正式开始对法、英、比、德、美等国的访问活动。

在法国， 访问文化团体， 会晤伯希和等各界名流，并有“世界佛学苑”的发起。在英国，因蔡元培介绍，与大哲学家罗素会晤畅谈佛学与哲学；访英之后又访比利时。在德国，除了广泛接触名流、学者，进行访问、讲学活动之外，还同留德学生晤谈。在美国，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外，还参观了国会图书馆，应邀到一些大学讲演，同旅美学者晏阳初等晤谈。1929年4月3日。太虚大师离开美国，于4月2 9日晨回到上海，结束了这次历时7个多月的欧美之行，访问了2个大陆的5个国家，佛学西播，影响甚大，太虚大师有《寰游记》。

佛教访问团，弘法缅、印、锡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拟通过佛教这一渠道，同南亚各国增进交往，于是有了组织佛教访问团的发起。

1939年8、9月间，决定由政府聘请太虚担任访问团团长，拨给经费，以佛教界自动组织的名义成立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行前，为商定事宜，太虚大师去重庆晋见了蒋介石，又拜会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随后，飞赴昆明。

11月14 日， 太虚率团离开昆明，开始了南亚之行。他们取道滇缅公路，经畹町，入缅甸，受到当地僧人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缅期间，太虚与缅朝野以及佛教领袖晤谈，朝拜大金塔等佛教名胜，更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扬佛教，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

1940年1月9日结束历时月余对缅甸的访问赴印度，开展在印度的各种访问、讲学活动。1月17日，国际大学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访问团，80高龄的泰戈尔亲任大会主席。此后的几天，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等陪同，参观当地佛教圣地胜迹。期间，尼赫鲁两次前来访晤太虚大师并长谈。后访问团又游览了恒河，访问拘尸那、波罗奈、舍卫城以及在尼泊尔境内的释迦诞生处毗尼园等胜地遗迹。2月1 2日，应邀去西恭会晤甘地。2月21日结束40天的访印活动，离印赴锡。

2月2 4日到达科伦坡，受到当地官方及僧俗各界的盛大欢迎。在锡期间，除参加各种欢迎集会外，还参观了佛教大学和寺院以及各地的佛教胜地。3月23日，访问团在锡兰政府首脑亲自欢送下，离开科伦坡，经新加坡、西贡，到达河内，5月4日由河内乘机回到昆明，历时5个月的出访活动结束。

太虚于1940年4月21日回到重庆，受到隆重的欢迎。5月下旬，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佛学会等50多个团体，举行盛大的联合欢迎会，盛赞太虚一行出访成功。太虚这次出访，带回了法物及纪念品共约500多件，最珍贵的是全部贝叶巴利文藏经，回到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后，专辟一室陈列，供人参观。

爱国爱教，舍身抗日（1931——1947）

1931 年， “ 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东三省，国难日深。身处佛门的太虚，没有置身事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接连发表文章，振臂高呼，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抗战弘法的爱国和尚，就这样旗帜鲜明地写在了那一段艰难曲折的抗战史上。

一是应对九一八事变， 太虚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声疾呼， 希望日本民众及其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朝鲜的佛教民众，迅速联合起来， 反抗日本军阀、政客，阻止战争。二是1932年3月，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导演的伪满洲国成立，太虚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再次大声疾呼。三是应对“经咒救国”论，太虚发表《论时事新报所谓‘经咒救国’》，对当时社会上风行宣称设坛诵经、持咒救国的“宣传”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四是“七七”事变后，太虚随即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及日本全体佛教徒，再次呼吁日本军政当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还中日两国和平。

一场民族浩劫已难避免， 太虚又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的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即《为国难电告全国佛徒》），呼吁全国各地佛学会、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各正信会、居士林、佛学机关、佛教团体及各丛林寺庵四众同人，迅速行动起来，团结抗战。提出：“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七七事变，太虚先后8次致电日本佛教界，呼吁佛教徒共同携手遏止民族灾难，表明中国佛教徒爱护和平的信念，使作为“新佛教领袖”的太虚，又多了一个“抗日华僧”的身份。在佛法的无我慈悲与佛教徒的民族感情之间，太虚的不二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战救国、共赴国难的弘法之路。1939年11月太虚大师率领佛教访问团出访南亚诸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支持。

在整个抗战期间， 太虚经常到川、滇、黔等西南地区，宣扬佛教、宣传抗战。由于他的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授予太虚“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太虚于1946年4月间，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又回到上海，继又往来江、浙各地讲学，创办了“ 觉群社” 和《觉群》周刊，亲任社长。1947年3月17日，因患脑溢血，救治无效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终年59岁。

3月1 9日，在上海玉佛寺举行悼念活动，与会者3000多人。5月25日在南京毗庐寺举行全国性的追悼会，南京政府各部会代表、全国佛教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有挽联、诗5000多件。6月6日，南京政府颁发“褒扬令”，称：“释太虚，精研哲理，志行清超！……”

太虚一生著述甚富，有印顺大师编《太虚大师全书》达700万字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