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佑民急先锋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上，有一位桐乡人，凭着一颗菩萨心肠、一腔爱国情怀、一份护生责任，奔走呼号，宣传抗战。因为抗战有功，1946年元旦，他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他，便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的抗日之旅，自1928年5月已然开始，一直持续到抗战最终胜利，前后历时17年。大师爱国抗日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发表通电，斥责、制止日军杀戮；二是发表演讲，鼓励僧俗民众参与抗战；三是撰写诗文，抒发爱国情怀；四是筹建抗战机构，参与后方救护；五是出使海外，揭露日军暴行，寻求国际同情和支持；六是募集经费，支援前线作战；七是出任抗战组织要职，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在此按时间顺序，将太虚大师的爱国抗日点滴主要事迹梳理、罗列如下：

　　早在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太虚大师等人便联合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太虚大师迅速作出了激烈反应，发表了《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日本、朝鲜以及被占领的中国台湾四千万佛教徒，秉承佛陀救世精神，起来废黜统治他们的军阀，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随后，伪满洲国成立。太虚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间的杀戮，发表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指出“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要求日本当局恢复“九一八”之前中国东北的政局原貌。

　　1933年5月，日军得寸进尺，侵犯热河，太虚在上海永生广播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发表《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一文，鼓励青年僧人或从军，或募捐，或参加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活动。

　　1934年5月，有传言称太虚大师将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太虚闻听后，立即登报否认，并发表《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文章，指出：会议主办者列入伪满洲国代表，是中国佛教徒参加会议的主要障碍。

　　1935年，47岁的太虚身体欠佳，自感衰老剧增，到上海疗治。但此期间，他仍发表了《告日本佛教大众》一文，重申“日本佛教徒如能力促当局还我东北，则中日被损坏的民族感情可修复，中日佛教自可共图发扬。否则，种种引诱是徒劳的”。

　　1936年7月，太虚大师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致函民众训练部，请改僧尼军训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同年，大师作《文化与民族及人类的存亡关系》一文。

　　1937年1月，鉴于战争危机迫近，太虚大师在沪上作《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提出必须联合各国佛教徒，呼吁国际和平。当年3月，他与日本清水、小笠原等人会商，决定于上海集仁医院设立佛教徒国际和平会筹备处。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虚大师终于意识到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化建设进程将遭日本严重破坏，悲愤地写下“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卅载知忧世，廿年励救僧。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抚膺”诗文。随即，太虚大师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的通电，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他发表《告全国佛徒》通电，指出全球性大难临头，佛教徒应以“修持佛法，举办法会，以动员和追悼抗日将士、民众”、“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进行后勤训练，如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掩埋死者，普及战地防护知识等”三种形式，迫使侵略者止凶息暴。

　　1938年6月，太虚大师在成都少城公园作《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演讲，又前往成都电台播讲《佛教徒如何雪耻》。返回重庆后，他发表了《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7月，佛教界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了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并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组织力量。10月，太虚作《同情沦陷区佛教徒的呼吁》。11月，太虚设民众避难林于重庆江北塔坪寺，收容那些因战乱而逃难入川的民众。

　　1939年1月，太虚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公开演说。尔后，他前往贵阳，发表了抗战演讲《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4月，51岁的太虚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并作《（日）占海南岛之威胁与对佛教国之诱略》一文，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诋毁中国摧残佛教、毁寺逐僧之谎言。他主张组织国际佛教访问团，联络东南亚各国佛教徒的感情，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年的7月7日，他出席了云南省各界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七七纪念的两个特点》之演说。7月31日，太虚大师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8月24日，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太虚以《服务国家宣扬佛教》作为救护队训词。

　　这一年的10月，国民政府函聘太虚大师为国际佛教访问团团长，命其迅即组团出访东南亚，以加强国际反日阵线。在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举行的欢送会上，太虚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的观点。随后的半年多时间内，他率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星洲（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到访地的欢迎集会、佛教法会上，在高校学府，发表了义薄云天、荡气回肠的演说，宣示中华民族与中国佛教徒正在为独立生存和公平正义而奋战。此行之中，他还与尼赫鲁、甘地、泰戈尔等军政领导、外交官员、社会名流、宗教人士以及华侨领袖等，就反对国际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以及加强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赢得了到访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使西南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得以重新顺利开放。

　　1940年5月，太虚大师归国后，继续呼吁号召佛教徒支持抗战。重阳节期间，太虚大师等人发起庚辰重九登高诗会，邀请因抗日战争来川的外乡友人、文化界人士聚会于缙云寺，作诗吟诗，抒发抗日激情。

　　1941年2月，53岁的太虚大师于重庆电台播讲《出钱劳军与布施》。1943年1月，面对中华民族深受凌辱、国家濒临沦亡的战乱局面，为拯救和平，团结抗日，太虚大师与冯玉祥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5月，太虚发表《佛教与国民外交》的广播讲话，并撰写完成了《佛教之中国民族英雄史》。

　　不久，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正式成立。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太虚大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他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此后，他与其他同道一起，协助冯玉祥将军积极组织抗日力量。

　　在重庆遭受侵略者的大轰炸时，太虚大师又组织建立起了佛教徒僧侣救护队，参加当地救护工作，受到了社会广泛赞扬。1943年年底，太虚大师来到湖南耒阳，指导湖南省佛教会和当地各界代表，组建起了湖南僧侣救护队。

　　1945年1月，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太虚大师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太虚大师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通电，敦促日本投降。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太虚无比兴奋地撰写了《告世界佛教徒》一文，号召东南亚各民族佛教徒加强联合，发扬佛法真谛，有力地缔造世界和平；呼吁中日佛教徒恢复联系，一方面肃清军国主义遗毒，一方面发挥具有最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精神的大乘佛教文化，努力推进人类真正和平。

　　由于抗战期间的杰出贡献，1946年1月，太虚大师获国民政府授予的抗战胜利勋章。太虚逝世以后，国民政府颁“褒扬太虚令”中有此一言：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忧，尤堪嘉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