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佑民急先锋

　　太虚大师，作为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对于时局有着清醒敏锐洞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太虚大师即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及至1937年，据印顺《太虚大师年谱》中记载：

　　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慨无似。《庐山住茆即事》云（诗存）：“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卅载知忧世，廿年励救僧。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抚膺。”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太虚大师正在庐山大林寺专心著述。闻讯悲慨而成《庐山住茆即事》诗，诗中“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的“忍”，是“不忍”的意思。佛教界并没有置身于抗战之外，而且太虚大师等大德早就洞悉这次事变之中蕴藏的即将到来的巨大伤害。他紧接着在1937年7月16日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见《海潮音》第十八卷八月号，1937年8月出版于武昌），电文中明确指出：

　　顷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抑悬崖勒马，速停一切军事行动，从平等外交以寻谅解途径，使中日民族终获真正携手，开人类大同之运，唯在日本之能系铃解铃与否而判。吾知日本佛教多优秀之士，且人民过半数为佛教信徒，此正宜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时矣。惟贵会审察施行，并电复为幸。太虚叩、诜。

　　此电文七月十六日由牯岭拍出，“诜”为民国使用的日期韵目字代码，代表十六日。一方面，太虚大师认为日本佛教徒居多，应本着慈悲之胸怀，起而阻止这场侵略，故通电呼吁。另一方面，太虚大师也电告中国佛教徒应该积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劫难。在电‘告全国佛徒’中，太虚大师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第一条恳切修持佛法，不忘佛弟子本分，以大智慧观缘起，以大慈悲解灾难。第二条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奋勇护国。第三条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宣传等工作。这三条可谓简明扼要，不失本分。随后，《海潮音》连续刊发仁心《抗敌声中的佛教徒》、法舫《为日本侵华事告全世界佛教同志》、康寄遥《佛教徒怎样抗敌》等文章，毫不动摇地为抗战事业奔走呼号。太虚大师弟子陈静涛、满慈等曾汇辑大师抗战以来以教义救亡之著论十三篇，刊布中外，尊称为《太虚大师护国言论集》，使大众咸觉悟于大师立论宏实之宗旨，因而获收远近一致合力护国之结果。从“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每一个佛弟子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对于出家人是不是应该积极投入抗战、甚至戒律上是否开许杀敌，当年有很多讨论，非常有益，堪称公允。而且，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僧团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凸显出来。满慈在《护国言论集校后》一文中痛切地说：

　　亦有人以为佛徒是不应有人我相的，护国便落了此国土他国土的分别。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因为佛理虽是普遍平等，而站在所住的国土的立场上说，还是要爱护这国土的；《佛说仁王护国经》，就是一个明证。申言之，佛教的最高原理是破除我法二执，而获得我法二空，二执若破，当然把国家民族底界限破除。但我们在未成佛的博地凡夫，能够离却国家社会而生存吗？且国家是依人民土地文物等许多因缘条件所构成，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国家依人民而有，人民依国家而立，国无人民，则国将不国，人民离开国家，则民无所从立；我们试观犹太以及其他灭亡的国家，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痛，就知道人民需要国家的逼切了。故国家有保护国民的责任，国民有效劳国家的义务；那么我们僧侣既是国民的一份子，又岂能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