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办学育僧才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界的一代高僧，是当时佛教改革运动的中流砥柱。他生长寒门，二岁丧父，五岁母亲改适，遂依外祖母于道庵；于十六岁出家受学，十九岁西方寺阅藏悟得般若玄旨，自此以迄五十九岁圆寂，四十余年间两次赴日，远游欧美，宏化南洋，举凡台贤禅净、法相唯识以及世间诸学，莫不以大悲之心、般若之旨统而摄之，洋洋乎成七百万言，三教九流无不旁涉。近代佛教风雨飘摇，太虚大师发大悲愿予以拯拔；力倡教理、教制和教产三大革命；而又认为住持佛教，应靠三宝，三宝之中，僧宝第一，故大师一生以建僧为务。其核心就是他的僧教育思想，有大量的著述，并在武院、闽院和汉院得以展开，为后世培养了很多弘法和研究人才。今日看来，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一、僧教育思想源流：从一般教育到佛化教育

　　太虚大师的一腔悲愿，体现在他对教育的极端重视。因为教育源自人心，又反流于人心，善恶出乎是，美丑出乎是，人间之幸不幸否，端系乎此。大师在其名著《自由史观》里就此开示道：“故人生自由社会之构成，发轫于教育而终于教育”。大师一生关于教育和僧教育的文献不胜枚举，又曾多次托人携文到世界教育会议代为宣读。他认为当时的教育界日坠千丈、沉沉无生气，“这二十年以来，有时模仿日本，有时模仿欧美，同无主的游魂一样，随着各强国的变化而变化，难得有什么好效果。讲刺激一点的话，这中国二十年来的变乱，都莫非直接间接地受这种教育所酿成或影响的。因为这徒知模仿强国与顺世界大势的教育，没有统盘的计划与系统的思想，虽有了现实的适应，而却失掉了贯彻主旨的精神重心。”

　　鉴于此，早在1915年普陀寺闭关时，大师就做了《教育新论》，极其详尽地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从古至今的种种教育思想的偏弊；至1924年在武院讲《论教育》时则析所有教育思想为四种：动物教育、人伦教育、天神教育、佛化教育（此有五乘别，而结局在大乘）。归结为佛化教育之外各有私弊：动物教育自达尔文肇始后，西洋极其发达，中国、日本皆效之，今世几乎举世皆然，其目的即在于扩充其动物性以图富国强兵，于是鼓吹物竞天择之学说，而人道几乎暗无天日；人伦教育之作用在节欲而养人性，以明人类之异于兽性者，以孔子为最显，但人伦教育虽在节欲，却往往以目前生活为目的，无远大之希望，其收效亦微；天神教育在西洋有天、基、耶、回，在印、日有婆罗门、天神等教，但也流于厌弃目前以求生天国，亦无真实效果。总之，这三种教育各蔽以私，未能大公而无我；要消除上述私弊，则必须实行佛化教育，因为惟有佛化教育，真正平等，允许一切动物有成佛的可能；同时，又不须出位希求，宇宙万有各在自位循理渐进；故能各得教育之利而不受其弊，最终能得真富强、真伦理、真天国，乃至证得无上菩提。

　　最后，太虚大师特别强调僧伽要把这佛化教育的正见普及人间，以利群生，他要求学生建设人群的安宁秩序与世界和平，而促进人类达到大同世界，“上来所讲，佛化为上。虽然，法不自法，弘之在人，惟望尔等出院后，本菩萨心，行菩萨行，将所学之法普及全人类，以济教育之弊，是则吾之夙愿遂矣！”

　　二、僧教育之宗旨：造就僧宝、昌明佛教

　　太虚大师关注整个人类的教育，但在佛教危亡的关头，他更关注的还是僧伽教育，因为只有培养僧才才足以住持佛法，佛法久住世间，人民才可受益。面对近代以来不断兴起的庙产兴学风潮，佛教僧寺岌岌不保，太虚大师主张僧人固然不必有特别优崇的地位，但起码应该有与律师、医师等同等的待遇，这样，国人对于佛教寺僧就会产生信任，逐渐理解僧寺为佛教修学场所、教化机关，佛寺僧产才可巩固，国民亦可藉以明了佛教之真相。这样，僧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太虚大师恳切地对学生说道：“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亦为汝等学僧来此求学应抱之宗旨！”

　　具体说来，太虚大师是通过对于当时僧教育的批评，来逐渐阐明他的应办僧教育之宗旨的。他对当时的僧教育非常忧心，认为当时僧教育的目的不明、方法不当、方向不正。大师批评当时僧界提倡教育者虽有其人，但彼宗旨仅在保护庙产，抵拒侵占，虚张门面；所办的佛教教育，不是立足于整个佛教情形所需来办，也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更不是普及佛教教育，只是培养老式的讲经法师，或者研究佛学的学者；皆未办理“造成住持现代佛教僧宝”的僧教育。这样的僧教育的结果就是缺乏愿行纯洁的僧才，更不能组成有力清净的僧团弘扬佛法。

　　太虚大师心中能够主持佛教的僧才应该具备：第一、学会整个的僧伽生活；第二、通达教法；第三、理事弘法。这样的人才必抱有菩萨之愿力悲心，且必既长于学问，又不避艰难，是知识、行为和能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内本人生佛教，外行菩萨戒行。这谈何容易，故太虚大师每有“才难之叹”；但他仍致力于育僧者，是因为他相信教育的熏习之力，“知、行、能之三者，由宿习成熟，非天赋也。故多学一次，则多一次之熏习，多一次熏习，即多一次成熟。知识高超，行为完善，能力具足，三者一致之理，岂容歧出乎！”

　　三、僧教育之理想程序和实践

　　太虚大师认为僧教育应首先实行劣者汰、优者进：佛教有一部分出家僧尼，朽废怠惰，不惟决不能做住持佛教的僧宝，而且使佛教为世诟病，应把这一部分僧伽淘汰出僧宝以外。所以一方面要严择出家以清源，一方面要宽许还俗以除伪，而保留那些能够真正地养成僧宝资格、住持佛教、弘扬佛法的僧才，然后施以严格纯正、认真长远的僧教育。

　　太虚大师极为重视律仪，认为僧教育必须建立在律仪之上。因为僧的本意就是和合众，就是团结在一起有组织、有纪律、有威仪、有目的之社会；以六和敬的原则，具理事和合的精神，才可谓之僧。所以太虚大师强调律仪是僧的根本，律在僧在、律亡僧亡，僧教育必须建立在律仪基础上，他说道：“欲全国僧伽之精神感通、意志团结而不相涣散，离律仪又安可得之？要知僧伽所有特殊之团结，特殊之和合，特殊之训练，特殊之作用，悉本于律仪。僧失律仪，僧即非僧，即不能受僧教育，亦不能以如来之功德法财自利利他。故云：僧教育是建筑在僧律仪之上也。”

　　僧教育如何建立在律仪之上呢？太虚大师认为首先要本菩萨戒以成就僧格：以研究瑜伽菩萨地第十戒品（二卷半）为基础，以研究南山五大部、上溯三要疏、以穷四分律为起步，参究大乘显密各宗，参考儒家礼乐、丛林清规及蒙、藏、日本之宗制，以形成佛教律仪之新建设，“如是研究，次第明晰，确能融小彻大，会古适今，探内采外，研末究本，而开建合于时世人心之律仪，见之行履，乃为实学，非徒施于空言而已！”

　　如何见之行履？这就是要践行瑜伽戒本的精神，实现“去私戒懒、为公服劳”以养成僧格；这就是大师《建僧大纲》里说的，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大师所定雪窦寺训、大雄中学校训——“俭勤诚公”是此意，汉院院训——“淡宁明敏”亦是此意。淡于欲、宁于心、明于理则内有熏修，敏于行则外有所化，这就是大乘佛法自利利他的精神；本此律仪，才可真正成就圣果、成就僧格。太虚大师对学僧特别强调大乘佛教真俗不二、自利利他的精神，并且强调要打破所有一切不良旧习，明白现实生活“缘生无生”的真相；并且虔诚地去身体力行。由行而知，乃为真知，亦为真学；由真学一往直前去做，才可成就，才是真僧。

　　为了培养僧才、整理僧制，太虚大师制定了四级僧教育制的僧学方案。1、律仪院，乃专属出家僧众授受学习沙弥律仪与比丘律仪，于此学会僧众之常识及练成僧众之特操；2、普通教理院，由律仪院毕业升入，乃广泛地授学全部佛经律论中之一般教理，使养成为佛教学问之博学者；3、高等教理院，由普通院毕业升入，乃精密地研究各种佛经律论中之专门教理，使养成为佛教某种学问之专家者；4、参学处，此本指专门为老年退职僧潜修的专修林或杂修林；但高等教理院之毕业僧，若犹不欲出为职僧而更自求深造者，则可参加入此种长老僧之专修林、杂修林中为一参学者，依止某宗的善知识从事禅密等实际修证。

　　这样的方案的实质，就是太虚大师在《现在需要的僧教育》里归纳的三级修学次第：第一、习律：由受戒而学习律仪，使在僧众团体共同生活中，陶融成一个基本的僧人，共二年；第二、学教：先是普通的研究，次是专深的研究，共七年；第三、修证：把前七年的闻思功夫用在修习上，以期能够得到相当的受用，共三年。可见，在太虚大师的心目中，只有经过长期的、严格的、艰苦的修学才可以成就一个合格的僧才。

　　太虚大师是通过兴办佛学院来实践他的僧教育宗旨和程序的，如太虚大师所说，“创办佛学院，将以养成‘僧教育师范人才’。 僧教育则在训练一般僧众、改革僧制寺制而建立新佛教。”又如，“今之开办佛学院，非与旧时相同，是为造成僧伽资格而住持佛法之僧宝的。”而开办佛学院的宗旨就是吸纳传统丛林制度的精神，实修内典和世学，以造成现代弘扬佛法的僧才，“佛学院创办之唯一宗旨：一、仿照丛林制度，组织普及僧俗修习佛法之学院；二、仿照学校课程，使容易造成适应现代宏法之人才。”太虚大师更特别告诫学僧要把佛学院的精神实现到人间。

　　本此宗旨，太虚大师亲手创建了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其它和太虚大师直接或间接相关或参与施教的佛学院还有：厦门之闽南佛学院、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佛学院，慕西、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仍在持续，皆与太虚大师直接创办的佛学院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其它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等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

　　四、僧教育之核心：养成健全的僧格

　　通过以上分析，太虚大师僧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出健全的僧格：能够深发大悲心，广行菩萨行；内可以住持佛教，外可以弘法利生。他认为，僧伽的本义就是和合众，个个僧侣必须养成和合的品格，僧团才可以恭肃严整，“僧本是和合众，不是散漫无条理无组织者，此即是机关团体；故须从此中实习为公服劳，才能养成僧格。”又以人之人格来比较僧格，“僧之僧格，即如人之人格一样。假如僧不具僧格，即不能谓之为僧。前面所讲的和合众，是由分子构成的团体；而僧中的分子，必须具有僧格。”那么，如何养成僧格呢？太虚大师在《建僧大纲》里指出要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

　　太虚大师对于出家僧伽修学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分别对于一般出家众予以分类，并且指出僧格应该包含“僧相、僧德、僧学”三重内容，他说：“僧有僧相、僧德：辞亲投师，受戒持律，三聚无犯，六和无诤，此僧相焉；修证禅定，学通经教，此僧德焉。然具僧相尤为住持三宝之要。”所以，僧相就是具足律仪；僧学就是广摄善法；僧德就是饶益有情。这也就是太虚大师谆谆告诫学僧的、对应于个人人格修养的自利利他的为学宗旨，“为学的宗旨：诸学僧既然要来做成一个住持现代佛教的僧伽，那么，各人自己的身心，就要浸渍在佛法的正见和正行中，而使自己的身心完全与佛法相应，这就是对于个人人格上的为学宗旨。而利他方面，还要拿一个热烈的心肠，来将那佛法昌明建立流传到世界中去。换言之，不仅解行佛法独善其身，还要将佛法扩充到全社会里去，发展到全人类中去。”大师曾对于“太虚大师学生会筹备员”做过这样的训勉——学生要从四方面修学：修行、讲学、用人、办事。这就是要求学僧德智体三育兼备，戒定慧三学并修。至于最完全僧格的实现，太虚大师则认为必须谨遵律仪，于本分相应，并能弘法利生、改造社会。他指出，僧人在求学之时，必遵依经律，如法修行；出而应世，能弘法利生，改造社会，方可成为最完全的僧格。

　　总之，养成这样的僧格，就是要“从大乘渐教上去讲明性相之境，从此境上生起大乘信心，此心即无我大悲之菩提心，据此心而修学一切法门，则皆为菩萨行矣。在出家方面以戒律为先，作为身心上之训练，至戒行有其基础，然后精研教理，修习禅观，以养成住持佛法之僧宝资格。将此大乘渐教普及民众，首应使社会上一般人士从此取得一个做人方针，以十善行转相化导，以增进人类之道德而造成安乐之世界。”这就是要本着人生佛教的理论，发扬大乘菩萨胜行，依于清净僧伽律仪，养成僧相僧德具足的僧格，以建设人间净土。

　　但民国以来的僧伽素质实在不堪，太虚大师的僧教育思想，美则美矣，善则善矣，可是很难落到实处。大师何尝不知，他是登高一呼、振聋发聩，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坦白地承认，“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不过是我一种的计划，机缘上、事实上，我不能够去做施设此种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领导人。”但他之所以有如此之提议者，是因为“我今讲此僧教育，是作一种计划的提议，希望听讲的人能深切体察到其中的意思！他日遇有悲愿福慧具足的人，而又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能实施出来。”理想的僧教育，太虚大师在那个时代是做不来的；做不来，但说得来！所以，太虚大师只是在他的分位上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苦口婆心，当说则说；以待机缘成熟时候，福慧具足者予以实施。

　　这就是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之深远意味：从理上说，是示现佛法之真；从行上说，是指示应行之路。今日国人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并且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太虚大师的僧教育思想对于发挥广大僧伽的作用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