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成果

　　内容提要：本文以1921—1965年三时学会发展史为中心，对三时学会的组织形态和核心成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本文认为，三时学会的建立，在组织架形态上，虽然借用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其对研究唯识学的特有偏重，组织形态比较单一；在研修方法上，虽然具有古典派特征，但又蕴含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在随后新时期的变迁之中，由于韩清净、朱芾煌等人的往生，其继任者面临着极大的转型之困。幸有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将三时学会转型成为集综合研究、编纂翻译、出版流通等具有多功能能力的综合团队，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三时学会；唯识学；韩清净；朱芾煌；赵朴初；正果法师

　　作者：澄龙，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

 

　　三时学会是北方居士佛教以研究唯识学为核心的代表性独立组织，其组织形态上的革新与学问研究上的恪守，不仅与“近代转型”的社会化浪潮相适应，同时也从思想上“祛魅”了鬼神信仰的弊端，为北方佛教唯识学的复兴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迄今为止，有关三时学会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与近代以来三时学会的历史地位不太相称。董绍明是韩清净晚年的门人，其著《北京三时学会简介》为研究三时学会提供了可靠线索。程恭让《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和《韩清净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质析论》对韩清净的佛学思想有着深入且详细的分析。其余如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郭朋《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黄志强《近现代居士佛学》等书籍中也有开辟关于韩清净等的专门章节。纵是如此，也多感叹研究三时学会之冷落。如程恭让1998年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发表的《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述与思想》一文中说：“在近世佛教思想史及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位生平颇为寂寞、身后备遭冷落的佛教学者，可能应推韩清净居士（1884 - 1949)。”  由此可见研究三时学会之迫切。本文以1921—1965年三时学会发展史为中心，着重于三时学会的组织形态梳理和核心成员分析，冀望为研究民国居士佛教提供进一步探讨空间。

　　一、近代北京居士佛教独立组织的历史背景

　　在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中，中西文化彼此互相传播、碰撞和交流，使得世界格局不断融合与丰富。近代居士佛教独立组织的成立，正是基于西方文化强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政权结构面临崩塌，以及寺院佛教日益衰微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徒自我觉醒与变革的成果。据唐忠毛《中国佛教近现代转型的社会之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研究》中表述：

　　民国居士佛教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独立的新型形式：第一种类型是各种形式的佛学研究会。该类型的组织以研究佛学、振兴佛教为目的，其活动包括进行佛学义理研究、佛经辨伪，以及刊印、流通佛经等，其核心成员是居士知识分子。第二种类型是各种形式的居士林、净业社和功德会。此类型的组织主要以佛教实践、共同修持为目的，其活动包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慈善救济活动、举办各种念佛讲经法会、流通佛学刊物等。这一类型的居士主体包括广泛的普通居士，但其核心成员往往是有产工商业者与社会名流。

　　由此可见，新型的居士佛教组织，具有其创新性、独立性和社会性。以往的居士佛教组织形式，主要以寺院为中心，在僧团主导之下修学佛法、参与各种活动，基本上属于附属性组织。而新型的居士佛教组织更倾向于自主研究佛学义理、实践修持目标，举办各种法会、社会化慈善救济活动等，于教内外作用也日益突显，是近现代佛教转型机制中一股新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北京佛教在全国一直有着具足轻重的地位和导向性作用。居士佛教在北京的兴起，一方面受到以杨仁山为先驱的居士独立组织运动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地域性特征密不可分。杨仁山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亦是近代第一个开创居士弘法模式和创建居士独立组织的先驱者，后人称之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太虚法师曾在回顾清末各个僧教育机构时指出：“除仁山居士所设者外，其余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 太虚大师曾在杨仁山所创办祇洹精舍学习半年，应是切身实地的感受。

　　而从北京地域性特征来看，居士佛教的兴起一方面是受到“庙产兴学”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敬安、杨仁山、月霞、谛闲、太虚等佛教改革运动家的宣讲化导有着密切关系。自光绪帝先后于1898年、1901年、1906年先后三次推行“庙产兴学”政策之后，全国各地的寺观庙产、出家僧尼即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一些地方恶绅、军阀部队的大肆强占、勒索驱逐，对本已式微的佛教更添一层冰霜。“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北京城乡共有佛寺1033所……1948年6月，北京城乡残存佛教寺庙仅425座。” 此外，由于以上客观世界的乱象，导致寺院僧才大量流失，鱼目混珠者比比皆是，“据统计，民国时期，汉地僧尼人数有70多万，但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80%以上是文盲，他们（她们）大多是因为贫苦、战乱、灾难而遁入佛门。” 如此内外交迫之下，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就愈加严峻。

　　另一方面，受普遍乱局的影响，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在寻找一条能让中国走出困局的路径，佛教义理上自我解脱的智慧，慈悲利他的救济精神，以及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等，受到绝大多数新学家的推崇。如梁启超先生曾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 因此，当杨仁山开创的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出现之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并纷纷效仿组建各类研究会或居士林类的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延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开展各种佛教活动，致力社会公共慈善事业。敬安、月霞、谛闲、太虚等大师多次受请到北京讲经，指导、参与创办居士佛教独立组织，影响深远。如首开中国大学开设佛学课的蒋维乔，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的徐蔚如，成立华北居士林的胡子笏，致力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吕碧城，创办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等，皆在佛学思想造诣及社会活动上受到大师们的很大影响。

　　北京居士佛教的成立与兴起，其实是在当时“西学东渐”“庙产兴学”的大思潮影响之下，佛教界面临危机的自我诊断与治愈。在寺院僧才日益凋零的现实情景，以及社会环境的迫切需求面前，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和有识之士的居士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一部分传统寺院佛教的责任与义务。而力图革新旧弊的新式僧人在面对政府和“保守派”的双重打压之下，屡遭挫败，转而也就愈加倚重居士以实现其的革新目标。因此，北京居士佛教的兴起，不仅是社会当局的需要，其实更多的是佛教自我净化需求的复兴运动。

　　二、三时学会的建立和组织形态

　　三时学会是民国时期北方佛教研究唯识学的重镇，其核心人物韩清净与南京内学院创办人欧阳渐并称为“南欧北朝鲜”。但由于韩清净之学后继无人，且文献及相关资料曾遭到彻底的毁坏，故而三时学会的历史也相对模糊。

　　三时学会从创立到停办，可分为三个时期：胚胎期（1921—1927）、鼎盛期（1927—1949）、衰落期（1949—1965）。胚胎期，主要是指三时学会的前身——法相研究会。关于法相研究会成立的时间，董绍明 和程恭让 等都认为是1924年，而于凌波 、黄志强 等则认为是1921年。本文与于凌波、黄志强等持相同看法，其原因基于韩清净曾于民国31年（1942）在《佛学半月刊》发表的《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一文中云：“三时学会胚胎于民国十年（1921），成立于民国16年（1927），迄今二十有余载矣。” 因此，法相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应是无误。法相研究会最初是由韩清净、朱芾煌、徐森玉、韩哲武、饶凤璜等人共同成立，其目的是为了“共同研究《成唯识论》”，并推请韩清净为会长，担任主讲。在讲演《成唯识论》圆满之后，韩清净于民国13年（1924）立志到房山云居寺闭关，“发愿以三万小时读诵修习” 《瑜伽师地论》，朱芾煌随同一起，并约定“每星期日图一晤，谈论法相深妙要义。” 由此可见，法相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唯识类典籍，组织形式比较松散、自由，以讲学为主。

　　房山闭关之后，复经一年，朱芾煌商请韩清净愿意出资“建立学会为弘法处所” ，请韩清净担任会长。韩清净由此改法相研究会为三时学会，并在随后的22年里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组织形态，此一时期为三时学会鼎盛期（1927—1949）。

　　从《三时学会章程》等资料中可以看出，三时学会以“开阐佛说真实教义，引导有情修集福慧”为根本宗旨，会址在北长街十五号（即今北长街27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在地）。其组织架构为：

　　其中，学长兼任董事会主席，负责“主持会中教务，并指导一切事务”；董事会由八人组成，负责“处理一切事物”；修学会员须 “净信三宝，赞成本会宗旨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绍介，由董事会通过，得为修学会员”，凡对三时学会“特别捐助或尽力维持者，经董事会之通过，得为维持会员”，维持会员如果符合修学会员的资格，也可兼充修学会员。在此组织框架之下，设立教务和事务两股，由董事中推举常务董事二人担当主任，其中教务股主要负责“办理讲演、研究、编纂、校刊等事项”；事务股主要负责“办理文牍、收发、会计、庶务等事项”。

　　三时学会在韩清净的带领之下，达至鼎盛。从三时学会成立至1947年，会员曾达到“万余人”，“讲演、研究寒暑无辍，”“刊注经论数十余种”。后来因日本侵华战争，三时学会自动解散，韩清净于1937年至1943年在朱芾煌的协助之下，闭门研修，完成了《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两部其一生最大成就的著作。但也正由于这期间的隔断，对三时学会的组织发展形成很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三时学会还成立了以 “平等爱护救济”为宗旨的大良医院，以及制定了以韩清净为核心的《清净学规》。根据《佛学半月刊》、《四川佛教月刊》、《海潮音》等资料载，大良医院是由韩清净及会员朱子桥、杨欣甫等于1934年集资创办，地址设在内西华门三十八号，聘请“前察哈尔博济医院院长王仲穆大夫，暨现任第一助产学校兼道济医院医师田凤銮女士，分充该院医师，诊治内外、男妇、小儿各科病症”。 对于贫苦无力交费者，可以预先向三时学会请求发给普通请诊卷，换取医院诊卷，按号就诊，医院不再收诊卷费及挂号等费。“但麻醉药及注射药，不在此例。”大良医院的成立，填补了佛教界在慈善医院方面的“缺如”，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由于战乱等因素，大良医院后来长期被部队、四存中学等占用。

　　根据《清净学规》（以下简称“《学规》”）所载，《学规》形成于民国20年1月佛成道纪念日（1931），主要为“于佛法已净信者施以如应教授教诫方便而设”，共计十五条规定。《学规》中指出，凡欲受学者，必须是三时学会会员，另需同门三人以上介绍，经韩清净“审量拣择许可后”，授予学者“法号”。学者在学习期间“应如《瑜伽》所说，依止正念，令心安住四处”，并以三时学会为“安处身心之所”，绝对服从各项条例。最后学者若能“通达一论以上，经清净试验及合格者，得称为三时学会法侣。”《学规》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少有现象，特别是韩清净以居士身份收徒弟，赐法号，触及到了佛教的基本原则，这也许是韩清净身后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自1949年2月21日韩清净去世之后，三时学会经过饶凤璜的三年过度，于1952年冬推举赵朴初为董事长，三时学会由此也开始转型。据1954年1月号《现代佛学》所载《北京三时学会近讯》：

　　北京三时学会自一九五二年冬改推赵朴初居士任董事长后，会务颇有改进。

　　一、一九五二年六月起，组织学习小组，每星期一、四，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政治时事学习。

　　二、去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研究室，推法尊法师任董事，聘正果法师为主任，领导研究工作，继韩清净居士遗志，以研究慈恩宗典籍为主。

　　三、去年六月，接管京津刻经处经版二万余块，连同该会原有九百余块经版经过整理作妥当的保管。

　　四、毎星期二、五施诊，由中医会友担任医师，一九五三年就诊病人共计一零一八人，附近居民都感到便利。

　　由上可知，三时学会虽然还“以研究慈恩宗典籍为主”，但其已规定“每星期一、四，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政治时事学习”，组织框架，研究、修学重心等逐渐开始转型。一方面聘请正果法师担当研究室由主任，负责各项研究计划和教学任务，并开始招收研究员和研究生。另一方面，与中国佛教协会合作撰译了《佛教百科全书》《阿育王传》《百喻经》等英文版书籍，以及编辑了国内外各国佛教史料。而有关唯识学方面，除了出版韩清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无多少新的建树。三时学会以研究唯识学为核心的传统开始走向没落，直至1965年停办，北长街27号也完成了其阶段性的历史使命。

　　三时学会的建立，从组织架构来看，虽然借用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其对研究唯识学的特有偏重，组织形态只有一个基本框架，并不复杂，社会化程度并不高。虽然三时学会颇为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创办了大良医院，但由于种种因素，并没有长久的突出成绩，也没有成立专门的慈善部门。此外，《学规》的形成，进一步拔高了韩清净的核心地位，最终导致个人影响力远远高于组织影响力的偏颇现象，造成了其继任者难有建树，这也许是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接手三时学会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也正因为三时学会自我定位的明确，组织形态的单一，方才成就了其在唯识学研究上的造诣，虽然“学随人亡”，但法留后世。

　　三、三时学会核心成员分析

　　在三个时期之中，胚胎期和鼎盛期虽然时间较长，波折较多，但其核心成员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状态，而衰落期则产生很大变动。其中如徐森玉被周恩来称为“国宝”，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饶凤璜曾任国民党参政员、立法委员，著有《伤寒金匮标目提纲》《医经精义便读》等；李介如（原名李钦），历任湖北、山东财政厅长，侨务局总裁和中华懋业银行总经理等职，是“辛亥革命老人” ；周叔迦著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唯识研究》《因明学》等学术成果，是当代佛学研究大家；等等，在三时学会发展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赵朴初主持三时学会之后，核心成员发生很大变动，主要成员有赵朴初、李介如、巨赞、法尊、周叔迦、正果、高观如、李荣熙等人。其中法尊法师精于《菩提道次第广论》，正果法师、周叔迦擅长唯识学，李荣熙是英汉撰译方面专家，高观如是佛教史料方面的专家。此一时期，三时学会不仅有出家僧人开始参与并主持相关工作，同时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开始往综合研究方面转型。

　　在韩清净与赵朴初之间，饶凤璜曾代为主持三年（1949-1952）工作，仅仅起到维持作用，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新气象，迫使三时学会不得不开始谋求转变。赵朴初、正果法师等成员的加入，为三时学会的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集中来看，三时学会的核心成员当属韩清净、朱芾煌、赵朴初、正果法师。

　　韩清净（1884—1949），原名克忠，字德清，河北河间人，十八岁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员，韩氏家族为当地望族。“大约在三十岁至四十岁的最后几年，他辞去一切职务，独身来京，游学求道。他与河南孔泽普、净严二人结为挚友，” 并一起归依佛教，法名清净。在此期间，虽修诸杂学，但感非究竟，后来自学《俱舍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唯识类典籍，颇有心得，归宗唯识。东初法师曾将韩清净与欧阳渐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称韩清净曰：

　　他治学的方法，迥异于竟无居士。竟无居士于唯识诸论，不在逐字寻求其来源，而在扼其大意。因此，始由唯识，而般若，终至涅盘，总扼其佛学之大纲。韩氏则采精兵主义，其于法相唯识学，旨在穷究《瑜伽》，然后旁及十支。所谓一支本十支，故其学始终未能突出此一范围。

　　由此可知韩清净一生专精唯识，其研究偏向古典风格。三时学会是韩清净一生最重要的修学、弘法场所，其不仅是三时学会的灵魂人物，同时也是三时学会的创立者和兴盛者。

　　朱芾煌（1877—1942），又名黻（绂）煌，四川江津人，同盟会员，民国初南京总统府秘书。关于朱芾煌往生的时间，普遍认为是1955年，本文依据1942年第四期《佛学月刊》载《三时学会清净学长纪念朱芾煌居士文》一文的发表时间，推断朱芾煌往生于1942年。朱芾煌早期专宗净土，后来在韩清净的影响之下，心归唯识，编撰的三百余万字《法相辞典》，“空前钜构”，在教界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韩清净、欧阳渐、周善培等为之作序。朱芾煌出资创建三时学会，即为供养韩清净一“弘法处所”。同时，朱芾煌也是韩清净最虔诚的弟子之一，纵然面临战乱，朱芾煌也一直在协助韩清净完成《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直至其临命终时。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安庆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赵朴初一生为中国佛教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代人间佛教的提倡者与践行者。自赵朴初1952年接任三时学会董事长一职，便一改过渡期之沉默，重构组织形式，推动综合研究能力，加强编辑、出版等工作，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果法师（1913—1987），）四川自贡人，先后就学于天台教理院和汉藏教理院，并留校任教，深受太虚大师影响。正果法师自1954年开始担任三时学会研究室主任，负责佛学研究、制定课程、教授学生等工作。自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之后，正果法师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三时学会所有研究生也都被保送到佛学院深造。自此，研究室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三时学会的兴衰，随着其核心成员的变动而跌宕。以韩清净、朱芾煌等为核心的唯识学复兴者，无疑是民国时期的大咖，但也正因为其专精于研究唯识学，在组织形态的构建上并未投入太大的精力，导致了在随后的时代变迁之中，其接任者也就面临着转型之困。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不仅延续了三时学会的外在生命，同时从内在法脉上讲，当今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就未尝没有包含三时学会的一种传承。

　　四、结论

　　居士佛教独立组织是民国时期的新兴产物，对于佛教的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时学会的兴起，一方面代表着居士独立研究佛学、自主传承的一种现象，另一方面也给传统寺院佛教带来了很大的警醒。从其自身来说，在组织形态上虽然借鉴了当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但结构比较单一；在研修方法上虽然具有古典派特征，但又蕴含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在随后的新时期之中，由于韩清净、朱芾煌等人的往生，其继任者面临着极大的转型之困。幸有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人的改革，将三时学会转型成为集综合研究、编纂翻译、出版流通等具有多功能能力的综合团队，为三时学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的价值影响力和组织延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并绵延至今。

　　韩清净等人对于近现代唯识学的复兴，居功至伟！这也是老先生们在时代趋势下的抉择与努力。从历史角度来看，三时学会不仅填补了近代北方研究唯识学的空白，同时其所出版的《宋藏遗珍》《瑜伽师地论科句》《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法相辞典》等唯识类典籍，在当今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及学习、研究价值。从佛教发展角度来看，时代的变革也极其需要如韩清净等老先生这样一门深入的研修者，如赵朴初会长等这样的时代改革者，以及如徐森玉、饶凤璜、李介如等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如此，方能留佛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