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理想
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改革家之一,他继承融汇中国佛教传统，志在革除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引导其能契理、契机地适应新的时代，走向现实人生，化导社会、人心，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太虚大师还是继杨仁山居士之后，具有世界佛教视野的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组织创办了“世界佛学苑”，促进佛教全球化、佛学研究国际化；多次派遣学僧分赴锡兰、暹罗、印度等地留学，并到西藏地区学习藏文，以从事汉语系以外的佛教研修。他不辞劳苦远赴海外弘法布教，构筑世界佛教事业，革新佛教，给国内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将中国佛教推向了世界。
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事业是他一生所献身的佛教革新运动的一部分，他欲通过实现其世界佛教理想，推动中国佛教的“复兴”，从而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一、“合真理”、“契时机”救世觉人之佛法
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理想，旨在通过推进佛教的“世界化”、“全球化”，从佛教对人类的心理建设入手，倡导佛教护国、救世的社会功能，促进并实现世界永久和平。正如太虚所说：“佛教是救世的，是依世间而建立的。……反过来说，没有世间，也就没有佛法。”
世界佛教运动始于1924年，太虚在庐山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因此次会议规模较小，又仅有日本佛教界正式组团参会，所以严格意义上更应称之为“中日佛教联合会”。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不久，但战争阴云还在笼罩；中国军阀混战正酣，继之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日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也在蓄势待发之际，“和平”遂成为国际佛教交流对话的主题。故太虚说：“唯佛教能救今世。今世何世？一大战争之世也。国家与国家战争，而今后大患，在败亡诸国之复仇；民族与民族战争，而今后大患，在弱小诸族之联抗；阶级与阶级战争，而今后大患，在劳苦诸级之反动。……放眼观之，殆无一时一处不在搏激相战、倾轧相争之中者。”“表面言之，则阶级间之资本主义，与国际间之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实为搅乱乾坤之二条毒龙。”太虚认为，造成世界种种纷争乱象的实际根源在于，西方物欲横流“害他利自”、“交争利以求富”、“相角力以求强”价值观在作祟。“然此已为害乎其政之事，而生乎其心者”，是人心私欲所造成的。惟佛教能救当下乱世之道，应从改造人类心灵层面入手。佛教的“性空无我”理念无疑是改造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佛法可离世间苦厄，故为众患逼迫之今世所需。今世增剧之苦患，尤在地盘战争与阶级战争之两重战争相杀，此皆不明‘国家’与‘阶级’皆性空，故致相碍而多杀；知性空无碍，则互相扶助以成利济，而争杀等苦可离矣。”“缘起性空”理论是佛教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促进人类心灵净化、心理革命的理论工具；契理契机是实现其应用于实践的指导原则，“佛教之两大原则生焉。原则维何？‘合真理’、‘契时机’是也。真理者，万有之实相，而佛学之成立，在察兹相，故不可不相合。契时机者，今语所谓‘合世界潮流，符群众心理’也。”太虚对世界形势有精辟的见解，他说：“现代之人世与中国，交通阻塞之时，思想为国家的、民族的，交通既辟，思想互相流通、互相传播，成世界化、普遍化。”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逐渐迈入工业文明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态势愈发明显，这就为太虚推进他理想中的世界佛教，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他说：
佛教的和平本质，在诸法（一众生、一世界、一事一物以至一原素的各一单位）众缘生、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性、诸法众缘生的理论——般若。此理论的具体表现，即是一摄一切、一切摄一的法界。在人群，即为：此人是具有协力的和合关系之群体的分子，社会是具有协力的和合关系之分子的群体。由此每一众生的发心行事，应为法界众生的除苦（大悲）、成乐（大慈）而动作——方便；每一个人的发心行事，应为世界人群的除害成利而动作。以兹和平原则，应用到世界人类，则为国际和平；应用到国家民族，则为国内和平。……由此，发挥佛教和平原理以成立佛教和平国际，为利益国民及世界人类，而作国际的和平建设，实为现代佛教对于人群应尽之义务。
太虚借助佛教缘起理论、缘成史观，诠释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同生共荣、彼此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以此来指导上至国家、社会团体，下至个人的交往实践，使“利他则成自他两利，害他则成自他两害”观念深入人心，则世界和平可期！
二、全球的佛学新运动
1928年秋至1929年春，太虚大师远赴欧美考察讲学。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演讲，阐明了推进世界佛教运动的宗旨：“在现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上，却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碍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明白白宣扬出来，使之普及群众，以作人类思想行为的指南。”并明确提出，他理想中的世界佛学体系，他称之为“全球的佛学的新运动”，应由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世界的佛学所构成。“人生的佛学”即“先完成人生应有的善行，开展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大乘社会生活。再渐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佛学，发达人性中潜有的德能。重重进化，以至于圆满福慧的无上正觉。”“科学的佛学”就是在近代科技文明成果基础上，以佛学补科学之缺陷，而促其进步，帮助人类树立合理的、正确的价值观。“实证的佛学”也就是通过佛教修行实践，“实证佛陀所证明的万有真相”，这也符合现代社会实践理性精神。“世界的佛学”即破除人类文化与民族界限的隔阂，消除佛教的时代局限性，使之成为全世界人民普遍接受、乐于奉行的佛学。
通过对欧美国家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状况的实地考察，太虚意识到：
欧美因科学理智发达，形成一般科学化的思想和生活，所谓现实的生活。但是在科学的生活中，仍不能不需要宗教，尤其是欧美人有深长的信仰宗教的习惯，所以宗教仍然是普遍的需要。基督教的优点，在于所信仰的对象，是简单的专一的，所以能使精神集中统一。其弱点，亦在于其信仰对象，不能为理智之探讨，就是在科学思想上，不能树立此信仰对象。所以，欧美人的生活是科学的，而信仰是非科学的；欧美人现需要宗教，而他们的宗教，又是与实际之科学生活脱离的，矛盾的，所以就成了一种破裂的不一致的人生。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必须丢掉理智；到现实生活上，又必须丢掉信仰，这是欧美现时之苦闷。若有与科学思想不冲突，并可为最高精神寄托的宗教，正是欧美所需要的。关于这一点，佛教是可以补基督教之不足的。
然而，太虚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主张，他的世界佛教理想也无意将佛教推行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佛教相比，作为西方社会价值指导的基督教文明也有东方文化可取之处。他追求的是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团结、合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实现世界和平。他说：
人类的文明，在过去实由几个民族的宗教、几个世界的宗教促成，迨至今日，已有钻天入海缩万里于比邻的物质能力，然人类的精神能力，未善调御所产生的物质能力，使用之得当，遂不能尽其利而反致屡相残杀之大害，则不能不进求之人类精神最高结晶的宗教。其各宗教的本身有未尽善，抑由各宗教徒的运用失宜？或出于各宗教徒不能合作相抵销？是诚各宗教徒，尤其是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宗教徒所应深自反省，以期负起对于人类精神的救治责任！……人类的精神至于不能调御物质，必由人类的精神不够健康，亦即为宗教徒对于人类精神未切实负起救治的责任，此诚各宗教徒之责无旁贷！而究其未能尽责之故，无论出于本身未尽善，运用未适当，抑由彼此不协调，觉得都应先从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宗教作友谊上的联络起。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宗教，能多作友谊上的互相谅解的程度，不惟可免误会所起冲突，致将有用的精力相抵相销，而且由比较而互相借镜，补充其所短，发挥其所长，以尽其善巧运用的能事。然后各宗教的精神焕发，生起人类之景慕瞻敬，方足以恢复并增进人类的精神健康。……然宗教造成人类真正永久和平之功用，端在提高精神修养与励行社会服务之二项。精神修养之提高，能使社会服务由充实而更加励行；社会服务之励行，能使精神修养由扩大而更加提高。有此二项之充实而扩大，扩大而充实，即能恢复并增进人类的精神健康，调节制御现代的物质文明。但使为求得人生幸福的工具，不致如小儿之挥利刀，反受伤身之痛，则全世界人类之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亦可以因之而奠定。
三、建立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与世界悉昙
太虚早期的理想是先复兴中国佛教，然而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的形势背景下，奢谈佛教改革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1928年前后，太虚逐渐将视野扩展到海外。因为当时国内能够左右佛教的各种政治力量，无不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如果将事业的重心转向世界佛教，然后由外及内，未必不是最终促成中国佛教革命的新途径。
开展世界佛教运动，必须首先打破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封闭，加上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中外观念上的彼此隔绝、对立。太虚为此强烈呼吁：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海陆空的交通非常发达，于是全世界国际民族成为密切的关系。倘是此民族与彼民族之间，因文化生活的不同，不能互相谅解，在在易引起彼此互相异视、互相排拒。如我们视外国人为洋鬼子；反之，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人，自然也是这样。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不同的缘故。我们要免除这错误的成见，须研究各民族文化生活相异点和相同点，彼此能完全了解，将以前的互相异视隔膜的情形无形消灭，把世界各民族的特长文化，综合起来构成为世界人类的文化，此为将来世界人类文化重要的意义。
得益于近代工业革命的成果，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极大拉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了中外文化、人员之间的交流。太虚设想借助佛教缘起理论、缘成史观，树立世界众缘和合、休戚相关的理念，首先在文化上消弭中外、各国彼此对立的观念，破除民族界限，实现世界和平。太虚理想中的世界佛教必是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与对话，圆摄与兼容的佛教。其次，要消除佛教的时代局限性，使之成为与时俱进、契理契机的，各国人民同解共行的世界佛教。他说：
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一般为佛法传持的人，若能依照契理契机去躬践实行，则不但目前及将来的中国的佛教可以发扬光大，即全世界佛教亦会因此而鼎新起来。
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是休戚与共、相得益彰的。所以，太虚所倡导的世界佛教并非是消融中国佛教个性，一味强调“社会化”、“大同化”的佛教。太虚欲借开展世界佛教运动，所要复兴的中国佛教是立足于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他说：
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所以本人所谓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
推进世界佛教运动，必须对佛教在海外传播、发展的实际状况了然于胸。太虚先后在国内一些学校进行了《亚欧美佛教之鸟瞰》、《欧美佛教概况》等系列宣传演讲，如他在《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中讲道：
盖锡兰地当欧亚交通之冲，欧美人之止息其间者，不可以数计，于是锡兰之佛教，亦介绍而与欧美相认识矣。其次推日本，日本维新以后，其各种之进步，诚可令人称羡不置，佛教亦其进步之一也。以此二系久与欧美相通，致引起欧美人对于佛教之注意而研究，故世界化之佛教传播，首锡兰而次日本也。至中国之佛教，沉闷于斗室之中，不被问于世也久矣！直至前二年，余往欧美，于各大都会各大团体各大学校接谈演讲，遂引起一般人对中国佛教之兴趣，同时即发起创设一世界佛学苑。由多数之公意，认为设于中国为宜，此近来中国佛教之世界化也。
又说：
佛教发源于南亚，而渐次传播于世界，今尤有蒸蒸日上之观。独惜中国系之佛教，在世界上尚无若何贡献可述，此诚愧憾万分之事。近来既已能唤起欧美人对中国佛教之注意，尤须谋整顿而贡献于世界。此不但佛教之幸，亦中国人全体之光荣也，诸君其亦乐而发展之欤！
中国佛教是世界佛教的一部分，中国佛教的发展如能摆脱固步自封窠臼的束缚，融入世界佛教的运行，必然离不开对世界佛教发展进程的回应。近代中国佛教衰败不堪是不争的事实，推进世界佛教运动必须与中国佛教改革同步进行。太虚认为，在近代科技文明所提供的世界文化沟通、融合之可能的基础上，“惟大乘佛法，实为东西文化唯一之桥梁，亦为人类和合精神统一之要素”。也就是说，只有大乘佛教文化才能成为太虚理想中的世界佛教，所要求的全球文化融合的基础与共识。而太虚坚信，只有具备融会贯通、包容圆摄特性的中国大乘佛教才能拯救、弥补西方科技文明之不足，并能够契理契机地适应与改造社会。正如现代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太虚尝试重新诠释中国佛教，强调必须与现代世界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佛教信仰方式。这样的信仰方式，在中国佛教史上肯定是史无前例的，而却是太虚在生活与工作中所特别重视的焦点。作为一位伦理型虔信者，太虚对自己的精神修行传统的基本了解，倾向于围绕在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太虚关切的是，大乘佛教可以处理当代的独特病灶，而且能够将这个世界转变成一个净土。”
如果说杨仁山居士是近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开拓者，太虚则比他走得更远。太虚将佛教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活动，灵活并成功地结合运用到一起，他说：“外交本于一定之国策，而运用上可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之两类。政府外交，为政府与各国政府之正面交涉；国民外交，则可由每国之人民表示其民意于各国之政府与人民，亦可由各种有国际关系之事业或组织，容易与各国人民接近或得其同情者，与之为种种侧面之调洽或宣达，辅成正面交涉之进行。故国民外交如能与政府外交为适当之配合，实足收外交上活泼灵动之功效。由此，而佛教遂亦有外交之可言。”太虚在推进世界佛教运动的同时，配合国内抗战形势，不遗余力地开展佛教外交活动，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护国佑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由国民政府组织、太虚任团长的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当地华人、华侨支援祖国。不仅争取到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更促进了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与团结。太虚说：“诚能由中国佛教徒发出在抗战中共同争取胜利，在胜利后共同建设和平国际之呼声，其成为国民外交上之一有力功用。”太虚所领导的佛教外交，其具体行动、实际效果深得政府嘉许。
四、世界佛学苑研究、教育体系架构的设想
创办世界佛学苑是太虚大师实现其世界佛教理想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1928年8月11日至1929年4月29日，他在社会各方赞助下游方欧美，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发起筹设世界佛学苑之举。
太虚在欧洲参观访问了许多以东方学术研究见长的学术机构，如：巴黎东方博物院、东方语言学校、巴黎大学、英国东方文字学校、德国中国学院、东方学院，以及法国东方文化学会、巴黎佛学会、灵智学会、伦敦佛教会、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三真社、比利时东方学会、德国远东协会等佛教文化组织。在以欧洲东方学发源地著称的法国，他与希而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爱斯嘉拉、马古烈、腊儿华、伯希和、马格尔等著名学者亲切晤谈，达成于巴黎成立世界佛学苑的共识。1928年10月，太虚于伦敦无线电台演讲，系统阐述了世界佛学苑的理念与创设缘起，他说：
太虚此次到欧洲来，就在访求全球的佛学同志，共作佛学的世界运动。佛学的世界运动，拟先从设立一世界佛学院起手，征求世界各国的佛学者，共同来发起建设，集合世界各文各派的佛学及佛学者，作分门的与融贯的研究，再传布为世界人类共同信解之佛学，这便是世界佛学院的主义。太虚曾起草有世界佛学院的计划书，此次过法国，曾提出于两次的讲演会中，颇得法国诸东方学者及佛教信徒之同情。已开过世界佛学院之法国发起人会议，议决先设立世界佛学院通讯处于东方博物馆，由该院院长阿甘先生等担任其事。并言如各国佛学者愿将世界佛学院设于巴黎者，即可捐出地基。太虚在南京之中国佛学会及新加坡之中华佛教会，亦已设中国佛学院之中国通讯处及南洋通讯处。此次来英国，知英国为欧洲研究佛学之先进，故深愿今日在座之佛学团体及佛学者，对于作佛学之世界运动的世界佛学院，共同来参加作发起人，开一世界佛学院英国发起人会议，在伦敦设立世界佛学院英国通讯处，与各国的通讯处联络进行，令世界佛学院之建设，早日成功。
太虚此次参访，欧洲东方学界于佛教学术上的精深研究和学理上的深入阐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西方学者注重佛教考古、文献等实证材料的现代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欧洲人对于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学修热情深深触动了他，故他说：“今日在座诸君，如有研究或信养佛学者，深愿不为大乘、小乘、南方派、北方派等名字分裂了！亦不可为梵语、波利语、华文、西藏文等名字割开了！凡有关于佛法的任何文语宗派，皆须静气平心的研究；凡有关于佛法的任何个人群众，皆须宽度大量的融合。”欧洲之行更使他坚定了推进佛教教育的信念，未来实践中的世界佛学苑研修体系，必须具有包容性，圆摄而协调并进，必须对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三乘佛法进行融通。
1929年太虚回国后，苦于国内时局动荡，筹措经费困难，“总苑虽已规定有地，而不能进行修建”。只好先辞却巴黎市政厅捐地，退而求其次，“第一步先设图书馆，招集研究员；第二步收集各种文字的经论典籍，整理编译。”（《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开幕报告》）
1932年武昌佛学院“就院中原有图书及将太虚藏书与暹罗、日本捐藏等，成立世苑图书馆”。（《佛学院院董会略史》）9月25日，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正式开馆。太虚理想中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须将世界各地的佛教，所有种种制度、寺院、佛像、经书等等，都能搜集整治到精确完美，以为人类研究佛教的共遵共信基础。故世苑有法物馆、图书馆之施设焉。”世苑图书馆以馆藏丰富著称，至1934年，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其中不乏万有文库、影印宋碛砂藏、图书集成、大正藏、真言宗丛书、四部备要、满汉蒙藏四体文大藏全咒、頻伽藏等大型丛书。此后，藏书还在陆续完备。
在学理研究方面，太虚理想中的世界佛学苑拟设编译系：
编即编辑，以经过考校之后，须进而编辑，如大藏经或某种丛书等。译即翻译，如各国有的佛教经书或为我国没有的，而我国有的亦或为别国没有。如锡兰巴利文藏中犹有我国所无的小乘经论；而我国的大乘经论，则又为彼所无。华文、藏文，亦互有无；且欧美各国所无的更多，此皆须翻译，而后佛教才能普及。要有真确的经典，须经考校的决定；要有共同的教法，须经编译的沟通；然后可有共遵共信的佛教，宏扬到全世界，以成为通行全世界之世界的佛教。
另拟设，锡兰文系学院，研究梵、巴语系佛典；中国文系学院，研究中文及日文佛典；西藏文系学院，研究藏文佛典；欧美文系学院“用西洋的研究学问方法，与西洋的科学、哲学、宗教作比较研究，亦可另成为新的欧美佛学。然此系之所要，乃在用欧美之文字，把以上三系的佛法宏传到欧美各国及全世界”。
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常年有专职研究员住馆研究，图书馆不但提供免费食宿，而且按月发放津贴，成绩优异者另有奖励。图书馆还设有讲堂，指定研究员每月会讲研究心得四到八次。研究员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为此还专门编辑发行了《海潮音》专号——《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刊》。法舫、韦舫、会觉、芝峰、谈玄、尘空、印顺、力定等人先后在馆研修，其中有些人还发心参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他们后来皆成长为“复兴”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
结 语
“太虚早期的世界佛教思想，颇受到杨文会及祇洹精舍新式教育的启发和影响，也可以说，太虚推动国际间的佛教运动，是继续了杨文会与达磨波罗的世界佛教精神与理想。其后，全球性的佛教推动工作，在杨文会逝世之后，太虚与达磨波罗继续互通信函，彼此鼓励。”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是僧界中真正堪称具有世界佛教视野与胸襟的一代宗师，然而他一生所献身的佛教革新运动及世界佛教事业最终并没有付诸实现，所以只能称其为“理想”。太虚的性格与他所处民国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注定了他“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角色。尽管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的失败甚为自责，希望后来者不要苛责他，把他的弱点当成镜子。但是太虚式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在于作为启蒙者的大无畏精神与对后续事业的引领和影响，就像挂在天边预示天晴的一道炫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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